5月11日，湖北“杀妻”冤案主角佘祥林提出437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，为自己所蒙受的11年冤狱讨要赔偿。巧合的是，到2005年5月12日，恰是《国家赔偿法》颁布11周年。
　　如果说冤狱11年给佘祥林留下的是满身、满心的伤痛，那么今天，佘祥林提出的国家赔偿仍然面临种种无奈与尴尬。佘案的国家赔偿申请和目前尚不可知的结局，再一次提醒人们审视与反思施行了十年之久的国家赔偿法。有关人士认为，这部法律自身也到了亟须彻底翻修的时候。因为它需要告慰的，不仅仅是佘祥林一个人的伤痛。
    谁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
　　由于对佘祥林的无罪判决已生效，这意味着佘祥林申请国家赔偿无须经过确认程序。而对大多数请求国家赔偿的当事人而言，申请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。这表明赔偿申请进入程序怪圈，即是否“违法”，要由实施侵害行为的行政、司法机关确认。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曾评价称，将司法机关对自身违法行为的确认，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，这“无异于与虎谋皮”。
　　刑事辩护律师李肖霖所代理的一桩公安机关打伤当事人的赔偿案，就因为除了当事人自己，别人无以证明公安机关实施了不法侵害，而难获赔偿。“谁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，赔偿义务机关也不能。”李肖霖律师说，让侵害者先给受害者做结论的程序怪圈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，其结果导致很多当事人对申请国家赔偿畏之如虎，不能提、不愿提、不敢提。
    精神损害赔偿缺失之痛
　　佘祥林冤案的发生，彻底改变了他和他周遭一群人的命运。佘母含恨告别人世、佘兄曾被拘留、女儿被迫辍学，全家债台高筑，遭尽白眼。对佘祥林一家来说，心狱之灾是比身陷囹圄更惨的痛楚。
　　陕西省泾阳县“处女嫖娼案”受害人麻旦旦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，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诉讼请求被驳回，只得到了74．66元国家赔偿金。闻讯，身心备受凌辱的麻旦旦瘫倒在法庭上。
　　由于刑讯逼供酿成冤狱被迫承认杀妻的云南警察杜培武，所提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也被驳回。
　　依照《国家赔偿法》的规定，“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，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计算”。
　　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了最新刑事赔偿标准，即以年均工资16024元、日均工资63．83元计。据此，有人推算佘祥林11年的牢狱之灾可能得到的赔偿金大约为25．6万余元。
　　一个无辜公民，错坐一天牢，只得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来弥补，对如此低得可怜的赔偿数额，有人讥为国家赔偿类似于“补发工资”。
　　对麻旦旦、杜培武、佘祥林而言，如何抚平所遭受的身心伤害，是国家赔偿制度面临的更大问题。
　　马怀德教授说，我国现行《国家赔偿法》并未规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。他认为，“对老百姓而言，国家带有强制力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精神侵权损害，比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更加严重，国家侵权通常会危及公民人身自由，甚至生命健康权，其精神上的痛苦、名誉上的损害，比一般侵害程度严重得多。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对精神损害给予侵权赔偿，赔偿数额上也要高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。”
　　李肖霖律师说，“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失补偿，象征性意义会十分巨大，它将反映出国家与法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，这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倡导与带动作用不可轻视。”
    让国家赔偿法成为双刃利剑
　　“相比十几年前纠正错案后受害人跪谢司法机关和政府的场面，如今受害人广泛地争取国家赔偿，说明至少在公民中，人权不再显得那么轻薄。”一位专家如此评论。
　　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，共收到13份全国人大代表要求修改《国家赔偿法》的议案，联名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达到500名之多。“这份议案已被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研究议程。”重庆团领衔提交议案的韩德云代表说。
　　“十年前《国家赔偿法》制定之初，囿于当时客观因素，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没有提升到宪法高度，更多强调个人义务、国家权力，而不是本着制约公权力、保障私权利的理念。”因此，韩德云代表认为，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不能小修小补，动小手术，而是要“推倒重来”，做一次重新构建的“大手术”。
　　“要使《国家赔偿法》成为一柄双刃利剑，一面充分体现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，另一个重要功能是，体现在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为的惩戒与遏制。让国家权力机关意识到，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，增大国家机关侵权违法成本。”韩德云代表说。
　　“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，是民主法治的标志尺和社会稳定的‘安全阀’”，应松年说。
　　据马怀德教授介绍，由其负责承担的《国家赔偿法》修改难点、重点专家建议稿，已接近尾声，将很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。
　　本报综合新华社、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